为落实四中全会关于立法引领推动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精神，要改革，先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通常而言，在党的自身建设活动领域，党规不得与国法相冲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其六，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依法审议通过立法议案。又如，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相关要求，对普通公民来说只是一个道德教养问题，只是一种倡导，但对党员干部来说却是一种刚性约束，违反就要受到相应惩处。……党章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诉求乃是中国宪法体系真正的生命，是整个多元主义宪法规范体系的关键，甚至是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的核心。可以看到，党领导立法的过程中，《立法法》等国家法律固然重要，党内法规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7）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法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党内法规体系形成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党章修改转化为宪法修改的情形。[69]目前，处理同一申请人单个申请或一组相互关联的申请的成本上限，对于中央机构是600英镑，对于其他机构是450英镑。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通过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机制来解决滥用问题。[68]Ben Worthy, The Future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79(1)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100-108(2008). [69]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article 12. [70]同前引[55]。不过，由于知情权作为一项公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权利的性质和功能上具有权利主体的自用功效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他用功效的统一性。(3)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设定该权利的目的。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一个路径，是对滥用知情权的行为进行类型化，在立法中引入细化的、具体的行为类型化规定。[55]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vs. Devon County Council Dransfield, 2012 UKUT 440 AAC. [56]同上。

或要求行政机构提供需要进行大量统计、分析、处理工作才能获得的信息的申请，在行为方式上都需要进行是否必要、是否符合常理的检测，也就是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客观诚信的测试。比如，2011年伊利诺伊州的《信息自由法修订案》规定了反复申请人这一概念——如果某申请人在连续12个月内向同一个公共机构提出了最少50个申请。而如果一个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行为就不是行使权利的行为(比如越权或无权)。[44] 正因为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原则很难对诉权进行限制，国外的实践出现了通过制定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

[70] 3.行政裁量及证明责任的分配 如果行政机构适用这些测试标准而判定申请行为属于滥用申请权，必须提供理由和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行使是否于己有利。典型案例如郭兴梅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2016)最高法行申2731号行政裁定书。[27]Viktor Knapp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ume 6, Tübingen Mohr The Hague London Nijhoff Corp.1980, pp.107-117. [28]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22页以下。

陆红霞对南通市发改委向其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满意，遂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相关分析可参见王锡锌：《信息公开的制度实践及其外部环境——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环境为视角的观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65页以下。

或(2)其目的就是骚扰或麻烦公共机构。若从这个意义理解，在公法领域中的个体权利，始终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不对称挤压。

或违背设定该项权利的目的。(3)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在陆案一审行政裁定书中，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院首先对原告陆红霞申请信息公开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认定：原告陆红霞不间断地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申请获取所谓政府信息，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和了解所申请的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情绪，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答复、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压力，以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最大化。[38]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许可和特许权。二者在法哲学观念、行为模式和判定标准三个方面存在不同：(1)在法哲学观念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强调了权利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而诚信原则重点在于强调法律权利的道德义务。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陆案作为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予以登载并在裁判摘要中加以肯定性指引，该案的裁判思路和逻辑，已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解决类似案件的一个范本。

比如，基于好奇心或者想象、猜测等心理需求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有理由证明这些申请缺乏正常理智的人能够理解的目的，则申请人的主观态度就可能是不正常、不合理的，有可能构成主观恶意。法律权利的行使，既需要法律保障，也需要辅之以公民品格的指引。

[31] 我国立法和学术界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在民事诉讼法领域。裁判摘要认为：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

[61]Robert Hazell and Ben Worthy,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27(4)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52-359(2011). [62]这其实是共和主义理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18]一位英国学者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英美法中并没有权利滥用这一法国式的发明。

在罗马法时期，个人权利绝对的观念盛行，注重个人利益的私法构成了法律的中心，而权利，特别是所有权，构成了法律概念的中心，因此出现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42]例如，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都属于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文就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进行研究。[35]米克尔·约翰在其《表达自由的限度》一书中，对言论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即公共言论和私人言论，并指出前者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应认定构成滥用诉权行为。[2]而且，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公开申请，是政府透明度建设中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相呼应，构成推动我国政府透明度建设的重要引擎。

陈昌浩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一审，(2015)浙杭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书等。权利滥用之概念，本身就暗含了对权利绝对性的限制，指向一种权利相对性理论。

或许，在理想主义者看来，考虑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是将权利庸俗化，但从现实角度看，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32]虽然在理论上，该原则也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限制，但是从立法的逻辑结构和立法背景来看，在民事诉讼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主要目的，乃是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规范，遏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实践中存在的非诚信诉讼行为。

或许，面对公共权力—个体权利中的不对称关系，特别是行政机构公开文化的脆弱、秘密行政的路径依赖、知情权保障在现实中遭遇的无力感等因素，提出禁止对知情权进行滥用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大众心理意义上的政治正确。[7]陆案二审行政裁定书，(2015)通中行终字第00131号。不过，法院同时也认为：公共机构在判断一个申请是否为纠缠性申请时，需要对所有的相关因素进行平衡考虑。如，裁定书对申请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陆红霞的申请行为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数量众多。

[29]徐国栋认为，普通的法律规范往往体现了毋害他人的要求，而诚信原则体现了爱你的邻人的要求。但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法定权利往往伴随着对权利行使的各种限制。

但是在实践中，收费标准及计算一直没有指定，收费制度并未真正运转起来，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条例实施的配套制度存在严重滞后。但是，在公法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

这实际上以立法形式确认了知情权具有复合性功能，即权利功能、透明度建设功能、监督促进功能、信息服务功能。更重要的是，其归纳的四个行为特征，与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对应。